识见广博
字里行间的气韵
莫斯科全世界出版社推出《中国随笔》双语版——拉希德·阿利莫夫的随笔集,俄文和中文对照排版。本书作者是政治学博士、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2016-2018)、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2005-2015)、塔吉克斯坦总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他看待中国的视角细致入微、不落俗套,这已为《今日欧亚》的读者所熟悉,书中部分随笔曾在本刊同名栏目中发表。
我们请杨波教授评价这本书翻译工作的难度与体量。她是这部俄汉双语版的审校编辑、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也是俄罗斯与中亚问题专家。在接受《今日欧亚》采访时,她谈及翻译过程中哪些文化密码需要特别留意,以及编校这部文集期间本人获得的意外发现。
问:在审校翻译《中国随笔》的过程中,对您来说最有趣,同时也最困难的是什么?
答:作为阿利莫夫先生《中国随笔》俄译中译文的审校专家,我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理性的亢奋”而“感性的沉静”交织的状态。如果说最有趣、同时也最困难的,那便是用“在俄语的思维框架中,还原出中文的呼吸感,同时不丢失阿利莫夫先生作为塔吉克斯坦外交家那种特有的、略带中亚诗性的‘第三方凝视’”。
最有趣的是,意象的“在地化”与“陌生化”博弈。阿利莫夫先生有一个极其强大的能力:他善于用塔吉克斯坦(乃至整个波斯-中亚文化圈)的物象来类比中国符号。例如,他将孔子故里的杏坛,与塔吉克斯坦被称为“杏花天堂”的故乡联系起来;他将北京日坛的千年古柏,与中亚与伊朗古城中被视作丰饶象征的古树并置。
这种跨越时空的“意象对仗”极具文学张力。在审校时,我不仅要保证中文读者看得懂“杏坛”是什么,还要在译文中留出气口,让读者能感受到作者那种“似曾相识”的惊喜——原来在异国他乡,一棵树就能勾起半个地球外的乡愁。
难在何处:最难的是分寸感。如果过于“汉化”,就会抹去阿利莫夫作为“他者”眼中那层新鲜的光晕;如果过于“异化”,译文就会变得生涩拗口。我必须精准地拿捏那个“度”,让中文读者既能无障碍地沉浸于中国山水,又能时刻感知到一双来自帕米尔高原的温柔眼睛正在注视着这一切。
最有趣的是,在文字间我与一位的伟大智者进行了一场跨越国界的智力游戏;最难的是,在这场游戏中,我既要让中文像丝绸一样顺滑,又要保留原稿那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带有轻微塔吉克口音的“俄式中文”韵味。
问:阿利莫夫的风格是政论和散文的融合,也是柔化尖锐矛盾的外交表达。中国的文学传统和读者是否能欣赏这种跨界风格并感受到这种细腻的创作手法?
答:您这个问题切中了阿利莫夫《中国随笔》最核心的艺术价值,也触及了中俄—中亚跨文化文学接受的关键点。作为审校者,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中国的文学传统不仅能够欣赏这种跨界风格,而且恰恰对这种“政论与散文融合、外交智慧柔化矛盾”的写法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与极高的审美共鸣。阿利莫夫先生无意中触碰到了中国文学审美中一条隐秘而高贵的脉络。
阿利莫夫这种跨界风格与中国古典传统——“文以载道”与“诗以言志”的天然契合。中国文学最顶级的传统,从来不是纯形式的唯美主义,而是“思想与文采的共生”。从先秦诸子散文(如《孟子》《庄子》)开始,中国的文章就是哲理与叙事的混融体;到了唐宋八大家,政论家(如韩愈、欧阳修)的文章本身就是文学范本。
阿利莫夫的随笔,恰恰暗合了这一传统。他在《天地之间》谈泰山,表面是游记,内里是对“度”的哲学思辨;在《梧桐树下》谈两棵树,实则是关于国际秩序“求同存异”的政论。中国读者读到这里,不会觉得生硬,反而会有一种“回到古文脉”的亲切感——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写文章的:以物明理,以景写心,小中见大。
您提到的“柔化尖锐矛盾”,这在中国读者看来,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极高的处世智慧和管理哲学。中国读者熟读《资治通鉴》,深知“直谏”往往不如“讽谏”有效。阿利莫夫在书中处理国际关系中的敏感或复杂话题时,从不使用外交辞令的冰冷框架,而是借茶道(《容纳天地的茶盏》)、借采茶姑娘的轻盈、借朝圣者的磕长头,来表达对“耐心、等待与信任”的推崇。
这种写法,在中国读者眼中,恰恰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它避开了说教带来的抗拒,让政治理念披上了人性的温度。中国读者能清晰地感知到:这位外交官不是在“宣传”,而是在“谈心”。这种“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的表达,恰恰是中国文人最欣赏的君子之风。
在《塔吉克新娘》中,从靳尚谊的画作反观塔吉克族在中国的生活;在《扎根于沙》中,用塔克拉玛干的胡杨类比塔吉克斯坦的交通干线。这种双向的镜鉴,给中国读者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
中国当下读者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已经非常国际化,他们厌倦了单一声道的宏大叙事,而渴望看到“世界如何理解中国”。阿利莫夫先生的细腻——比如注意到博物馆里塑像挖鼻孔、挠背的“四小确幸”并赋予其哲学意义——这种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般的温情观察,让中国读者感到既新奇又感动:原来我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在一位睿智的邻邦人士眼中,竟是如此充满灵性。
阿利莫夫先生的文笔非常克制,他从不大声疾呼,而是让事实和意象自己说话。他在《静之字》里谈茶馆的寂静,在《地动山摇之时》里写地震后的奥运,都采用了极简的勾勒和深沉的留白。这恰好与当代中国读者在“后信息爆炸时代”的阅读口味高度吻合。年轻一代读者厌倦了煽情和冗余,他们欣赏“冰山之下”的深意。
不得不说,中国读者拥有世界上最为悠久的散文传统和最为敏感的政治审美,他们不仅能欣赏这种跨界风格,更会惊叹于一位外国友人竟能如此准确地捕捉到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问:书中大量引用中国的文化、历史与市井生活。书中哪句话或者哪个典故,您希望推介给中国读者:请借他的眼光看中国,发现那些中国人自己未曾察觉的细节。
答:作为审校者,我在通读全书时,最让我心头一颤、并反复咂摸的,是《油条》一文中关于“油炸桧”(油条)的典故。这个典故对中国读者而言,几乎是“肌肉记忆”——我们都知道油条与秦桧有关,知道那是百姓对奸臣的恨意,但我们也早已麻木,早餐时蘸着豆浆就咽下去了,从不深想。然而,阿利莫夫先生的解读,让我这个中国人都感到了“陌生的震撼”。他提供了一个完全外部的、带有仪式感和法律逻辑的视角。
认知上的差异:对中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种食物,而在外交官的理解里,它是“民间审判的仪式”。在中国人眼里,油条是市井烟火气;而阿利莫夫笔下,这是一场“跨越八百年的、每日重复的、无声的缺席审判”。他写道:“吃掉叛徒,远比公开指认更为安全。这不仅是食物——更是一种仪式,一种沉默的、重复的、几乎不易察觉的仪式。”
中国人看中国,习惯于看“大的”——岳飞是英雄,秦桧是奸臣,这是历史定论。但阿利莫夫作为外交家,他本能地关注“制度的缝隙”和“权力的克制”。他敏锐地指出:在皇权高压下,百姓无法反抗,却又无法忘记诬陷与背叛。当言语危险、直谏无门时,智慧的中国百姓找到了“吃”这个绝对安全的渠道,将政治审判内化为日常饮食。这种解读,跳出了“忠奸对立”的传统叙事,上升到了“民间智慧如何对抗绝对权力”的人类学高度。
外交官对“形式正义”的敏感尤其打动我。作者描写岳飞墓前秦桧铸铁跪像:“民间传统中,每位访客都会向这两座跪像投以无声的蔑视——那是一种无需言语却意味深长的姿态,是承载千年的象征性审判。”中国人对于“跪像”早已习以为常,觉得“他就该跪着”。但阿利莫夫作为一个长期研习国际法理和外交准则的人,他从这种“物理性的、永久性的惩罚形式”中,读出了一种东方独有的、超越法律的道德执行力。他没有评判其优劣,而是带着一种近乎敬畏的感慨:原来在这个国家,历史记忆是可以被“铸造成铁”、被“按在泥土里”的。
油条的这个典故之所以最显“不同”,是因为中国人看油条,看到的是“故事”;而阿利莫夫看油条,看到的是“结构”。他用外交官那套分析条约和地缘政治的头脑,去分析一根油炸面食,得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结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不仅靠史书和庙堂,更靠厨房和舌尖上那些不起眼的日常反叛。这种视角,是中国本土作家很难具备的——因为我们生在其中,早已闻不到油条里的火药味。而阿利莫夫这个“局外人”,却隔着八百年的油锅蒸汽,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人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不容亵渎的尊严。
问:双语出版始终是“语言的对话”。当读者不再分开阅读俄文与中文,而是在同一跨页对照阅读,对作品的理解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答: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触及了《中国随笔》这部作品在出版形态上最深刻的设计灵魂。作为审校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中国随笔》以中俄双语对照的形式呈现在同一页上时,它不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微缩的“文明对话场域”。 读者的阅读体验,将从“单向的接收”彻底升维为“双向的凝视”与“空间的漫步”。这种“并置”会引发三重深刻的认知变化:
第一,从“读内容”到“读距离”:感知语言的质感与温度。在单语阅读中,语言是透明的玻璃,读者只看窗外的风景(即内容)。但在双语对照中,语言本身变成了具有厚度和纹理的墙面。中国读者看中文译文,通常会觉得流畅优美;再对照俄文原文时,他们会猛然意识到:原来这些充满东方禅意的句子,是用西里尔字母的、带有俄语长句逻辑的语言构建出来的。这种“视觉上的陌生感”,会让中国读者产生一种奇妙的敬畏:他们会自发地揣摩,阿利莫夫先生是如何将“道可道,非常道”式的东方留白,装进俄语那严谨的“主谓宾”框架里的?同样,俄语读者看到中文方块字的整齐排布,也会感受到一种来自东方的、视觉上的秩序感。读者不再满足于“知道作者说了什么”,而是好奇“作者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思考这个东方概念的”。这本书因此成了一部可触摸的翻译行为艺术。
第二,从“线性阅读”到“空间漫步”:节奏与呼吸的交替。双语对照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打破了“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强制线性。读者拥有了选择权:他可以先读俄文,感受那种带有塔吉克与俄罗斯抒情传统的、略带沉吟的政论语调;再读中文,体会经过转译后那种“含而不露、意在言外”的东方简洁。更有趣的是,读者会频繁地在两种文本间来回跳跃——看到一个精彩的比喻,他会翻回去看俄文原文是否也有同样的意象;读到一段深邃的哲思,他会比较两种语言在表达“分寸感”时的不同策略。这种跳跃,不再是阅读,而是在两种思维宫殿中漫步。阅读速度被强制放慢。这种“慢”,恰恰是阿利莫夫在《静之字》中反复强调的“茶馆哲学”——好的对话,不在匆忙,而在留白与凝视之间。
第三,从“信息的接收”到“翻译的参与”:读者成为意义的共建者。这是双语版最激动人心的革命性变化。在单语版本中,读者是“被动的观众”;在双语版中,读者被无形中赋予了“裁判”或“合作译者”的身份。当中国读者看到中文译文的某个精妙处理(比如将俄语中复杂的政论长句,拆解为中文的四字格和短句),他会意识到译者的匠心;当读者发现某些俄语特有的、无法直译的词汇(例如带有斯拉夫或波斯语色彩的情感形容词),在中文里只能通过上下文意译时,他会深刻地理解到:国与国之间的理解,从来不是“完全对等”的,而是“尽力靠近”的。这种阅读体验,会让读者对“外交”和“翻译”这两个职业产生巨大的共情。他会明白,阿利莫夫在书中强调的“求同存异”,不仅是国际政治的理念,也是每一个句子在两种语言夹缝中求生存的真实写照。于是,这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纪录”,变成了一部“两种伟大语言在纸面上握手、拥抱甚至偶尔角力的活态纪录片”。读者合上书时,带走的不仅是关于中国的知识,更是一种对“跨文化理解之艰难与珍贵”的切身感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语版本身,就是阿利莫夫先生一生倡导的“文明互鉴”在最微观层面的成功实践。
问:您审校的是一份由外国外交官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文本。作者视角,和中国人看待本国的固有“内部”视角有何不同?这一点如何体现在翻译工作中?
答:作为专业翻译与审校者,我处理过大量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著述。拉希德·阿利莫夫的《中国随笔》在其中独树一帜。如果说大部分外国使节写中国是“局外人的观察”,极少数汉学家是“局内人的钻研”,那么阿利莫夫则处于一个极为罕见的中间地带——“友邻亲属的凝视”。这种独特的认知定位,决定了它与中国内部观点之间有三个根本性的“错位”与“补充”,而这些差异对翻译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从“合法性叙事”到“共生美学”的视角转换。中国内部观点:在涉及国家治理、发展成就时,中国主流叙事倾向于强调“历史必然性”、“人民选择”和“制度优势”,这是一种带有法学和政治学色彩的合法性论证。阿利莫夫的差异:他从不直接谈论制度或政策本身,而是将所有宏大的政治现实“审美化”和“生态化”。例如,他谈中国的脱贫攻坚,不谈政策文件,而是谈“八千步石阶的攀登”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节奏;他谈改革开放的成就,不谈GDP,而是谈北京日坛公园里周恩来总理亲手种下的梧桐树如何为市民提供荫蔽。翻译之时,必须主动剥离中文里常见的“政论体”惯性,使用了“翠绿荫蔽”、“根系深度”这类具象词汇,来替代“发展成果”等抽象概念。
第二,从“时间纵向”到“空间横向”的坐标迁移。中国人理解自己,习惯用时间轴线——五千年文明、百年复兴等等。而阿利莫夫的参照体系是横向的、地理的。他把曲阜的杏坛与塔吉克斯坦的杏花天堂并置;把乐山大佛与塔吉克斯坦阿吉纳特佩卧佛并置;翻译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把这些横向类比翻译成“中国像……”,而是维持并置的张力——让两种看似无关的事物在中文的句子里平等存在,不加因果,不判高低。这本身就是一次“阅读习惯的柔化训练”。
第三,从“核心价值”到“边缘细节”的聚焦反转。中国的主流叙事往往聚焦于核心城市、核心政策、核心价值观。而阿利莫夫聚焦于“边缘的微光”。他写福州的“四小确幸”塑像,写青岛夜间水写书法的老人。这是翻译的最大文化难点:中国读者本能会将塑像挖鼻孔掏耳朵视作粗鄙,译者必须通过精准的用词,引导读者完成审美升华。
阿利莫夫先生不试图“成为中国人”来看中国,也不满足于“作为外国人”来看中国,而是选择“作为邻居”来看中国。译文既要让中国读者感到“这个外国人是真懂我们”,又要保持那种“陌生的、诗性的、略带中亚口音的汉语气息”。最好的状态是:中国读者在读中文时,能隐约听到俄语的节奏,感受到译者的审慎,感受到跨文化之间力求平衡的苦心。这就是双语版《中国随笔》的核心价值所在。
问:审校工作往往重塑编辑本人。校对完这本书,您对于中国及其文化的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或加深了?
答:这个问题触及了翻译审校工作最私密,也最珍贵的部分。我从事中俄翻译与审校二十余年,校对过无数关于中国的俄语文献,但阿利莫夫的《中国随笔》是唯一一部让我在完成工作后,需要合上电脑,走到窗前沉默很久的书。它对我的改变不是“颠覆性”的——因为我对中国本已有深厚的认知——而是“浸润性”的,如同书中《静之字》那些茶盏里的茶汤,缓慢地渗透进灵魂的纹理。
在校对这本书前,我认为中国的强大在于“高楼和火箭”;校对后,我深刻意识到,中国的强大在于“底层代码”——那些几乎不被注意的日常仪式、那些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老人与孩子之间不经意的传递。这种文化生命力比任何宏大的政治宣言都更让我震撼。
校对完这本书后,我重新理解了“外交官”这个职业。过去我敬佩外交官的“智谋”;现在我更敬佩外交官的“敏感”——那种能在一餐一饭、一茶一盏、一个眼神、一次停顿中,读懂对方文明密码的能力。阿利莫夫让“外交”从一个冰冷的名词,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动词:外交,就是在日常的相遇中,为未来埋下信任的伏笔。
阿利莫夫没有告诉我关于中国的任何“新事实”——那些事实我本就知晓。但他教会了我一种“新的观看方式”——用敬重、用耐心、用跨海的共情,去看那些我原本以为早已看透的日常。现在,每当我翻译任何关于中国的文本时,我的耳畔都会响起阿利莫夫那种温和的、略带塔吉克口音的中亚嗓音,他在提醒我:不要只翻译词句,要翻译温度;不要只传达信息,要传递善意。这就是校对这本书后,发生在我内心最深处、最不可逆的变化。
问:作者在中国生活十年,但一本书的篇幅终究有限。哪些中国生活的场景、地域或者层面,在书中未能充分展开?如果有机会,您想当面问作者什么?
答: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语言的力量,但他作为一个精通塔吉克语、俄语和英语的外交家,从未真正以中文母语者的身份生活。我想问:“在您与中国普通人(不是翻译、不是官员、不是学者)最真实的交往中——比如在市场讨价还价、在公园与陌生老人并肩而坐、在深夜的出租车上——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您感到‘语言完全失效了’,但您和对方却都笑了,或者都沉默了,而那种沉默比任何翻译都更准确地传达了彼此的心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味’或‘音调’?它是什么颜色、什么温度的?”这个问题源于书中《静之字》的启示——他说“寂静是一种懂得的方式”。我想知道,他是否遇到过一种“超越语言的、纯感官的”中国体验,那是任何译文都无法承载的。
问:设想一百年之后人们再读《中国随笔》。在您看来,这本书当中,哪些内容会成为记录21世纪初中国,记录一位有识外国人士眼中中国最珍贵的见证?
答:它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作为“一部外国心灵在中国土壤中缓慢生根的微观史”,为后世提供了三个任何本土文献都无法替代的“认知地层”:
第一,一种“非西方中心”的现代性样本。21世纪中叶以后的全球史书写,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的二元对立。阿利莫夫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极其稀缺的“第三极坐标”——一个来自中亚古老文明、受过苏联教育、又浸润于伊斯兰与波斯文化传统的外交家,如何以自己的文化尺规来丈量中国。百年后的读者会发现,阿利莫夫从不问“中国如何赶上西方”,也不问“中国是否在取代西方”。他的核心追问是:“这个庞大的文明如何在保持自身根系完整的同时,在当代世界中找到一种不同于西方制衡逻辑的平衡方式?”
第二,《中国随笔》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微观肖像。百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一定会记载21世纪的中国复兴、科技革命和城市化。但那些都是“骨骼”。阿利莫夫记录的,是“血肉”和“体温”:《飞行偶记》中描写的那个在万米高空上、以近乎宗教仪式感吃面包的中国老人;《四个小确幸》中挖掘的那组17世纪雕塑——挖鼻孔、掏耳朵、挠背、挠脚——并将其升华为“人体自愈的哲学”;《静之字》中写到的,北京喧嚣深处那间“时光不被催促”的茶馆里,年轻人带着电脑和手机,却不自觉放低声音、放慢动作的那个场景。这些是任何中国的官方档案、统计数据或新闻报纸都无法提供的“情感化石”。
第三,一种“可翻译的温情”。这是阿利莫夫作为外国作者最独特的贡献——他不仅展示了“中国是什么”,还示范了“如何向另一个文化世界解释中国”。他没有将中国“异域化”为不可理解的奇观,也没有将中国“同质化”为普世价值的翻版,而是找到了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共振的频率。
问:面对即将翻开这本书的读者,您有什么寄语?
答:当您翻开这本《中国随笔》时,您或许期待一位外交官讲述宏大的国际风云,或者一位旅行者描绘异域的奇观。但请允许我作为审校者,轻轻提醒您——请放慢脚步,像阿利莫夫先生那样,先给自己倒一杯七分满的茶,然后才开始阅读。
因为这本书不追求“震撼”,而追求“浸润”。它不提供“答案”,而提供“视角”。它所记录的,不是中国发生了什么,而是一位智慧的长者如何“让中国发生在他身上”。
如果您也愿意,请让这本书成为您与“另一种中国”相遇的开始——那个中国的名字,叫做“被一位异国友人深情凝视过的中国”。在那里,宏大让位于微小,速度让位于耐心,争论让位于理解。愿您阅读时,如饮一盏好茶:不急、不躁、不贪多,只品其温润,感其回甘。
采访:尤利娅·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图片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中心
来源:今日欧亚
https://eurasia.today/interview/shirokiy-vzglyad-yan-bo/
Широкий взгляд
Дыхание между строк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е «Весь мир» готовится к выходу билингвальное изд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локнота» – сборника эссе Рашида Алимова на русском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ах. Автор книги – доктор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экс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ШОС, 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и Полномочный Посол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в КНР (2005–2015), профессор Академ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на Китай – внимательный и лишённый штампов – уже знаком читателям «Евразии сегодня»: отдельные очерки публиковались в нашей одноимённой рубрике.
Оценить масштаб работы над переводом данной книги мы попросили Ян Бо. Редактор-рецензен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издания,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директора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перевода Шанха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и эксперт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Росси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интервью «Евразии сегодня» рассказала, каки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ды потребовали особ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и что неожиданного открылось ей самой в процессе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борника.
– Что для вас было самым интересным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амым сложным в работе с «Китайским блокнотом»?
– Как редактор, рецензировавши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локнота» господина Алимова, я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работы находилас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р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озбуждения» 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го молчания».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самом интересном и сложном, то это, пожалуй, попытка передать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тончайшие нюансы «дыхания» рус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не утратив при этом уникального, слегка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со стороны», свойственного Рашиду Кудбиддиновичу, как таджикскому дипломату.
Самое увлекательное – это игра с локальными образами и их необычностью. Господин Алимов обладает удивительным даром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реали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и шире – всего персидско-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ареала) для осмысл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символов. Например, он связывает «Абрикосовую арку» на родине Конфуция, где великий мыслитель открыл свою первую школу, с родным городом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известным как абрикосовый рай. Он сопоставляет тысячелетний кипарис в пекинском парке Житань с деревьями, растущими в древних город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Ирана, которые почитаются как символ плодородия.
Такое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образов, охватывающих время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создаёт мощ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пряжение.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цензирования я должна была не только объяснить китайским читателям, что такое «Абрикосовая арка», но и оставить в переводе небольшо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чтобы они ощутили удивление от авторского дежавю: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 чужой стране дерево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тоску по родине на другом конце свет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ложности, то главная трудность – чувство меры. Если перевести слишком «по-китайски», сотрётся свежий ореол «иного» в глазах автора; если сделать слишком отстранённо – перевод станет рваным и несвязным. Нужно точно уловить грань, чтобы китайские читатели могли беспрепятственно погрузиться в китайский пейзаж, но при этом постоянно ощущать, что за всем этим наблюдает нежный взгляд с Памирского плато.
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 что мне довелось совершить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ую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ую игру с великим мудрецом. Самым сложным было не только сделать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гладким, как шёлк, но и сохранить в переводе тщательно продуманное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очарование оригинальных текстов с их лёгким таджикским акцентом.
– Стиль Алимова – это сплав аналитики и лирики, своего рода дипломатичная интонация, смягчающая острые углы. Насколько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и читатель готовы к такому жанровому гибриду и чувствуют ли они эту деликатность?
– Ваш вопрос затрагивает главную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ую цен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локнота»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ключевой момент восприятия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й кросс-культу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ак рецензент, могу ответить однозначно: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не только способна оценить этот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й стиль, но и облада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предрасположенностью и высоким эстетическим резонансом к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 которые объединяют аналитику и прозу, смягчая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удростью. Автор неосознанно коснулся того скрытого и благородного пласта, который всегда был в китайской эстетике.
Жанровый гибрид Алимова органично перекликается с духом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китай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которая всегда искала Дао (Путь) между строк. Главными ценностям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а формальная эстетика в чистом виде, а симбиоз мысли и словесной формы. Ещё в эссеистике первых философов династии Цинь (Мэнцзы, Чжуанцзы и др.) китайская проза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собой переплетение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а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восьми мастеров династий Тан и Сун (таких как Хань Юй и Оуян Сю) сами по себе стал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и образцами.
Эссе Алимова как раз вписываются в эту традицию. За рассказом о восхождении на гору Тайшань в эссе «Между Небом и Землёй» прослеживаются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мере». В эссе «В тен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платана» повествуется о двух деревьях, н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речь идёт о концепции «поиска общего при сохранении различи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итайские читатели не почувствуют себя ущемлёнными – напротив, они уловят близость, уходящую корнями в древность, ведь именно так писали их предки: «понимать суть через описание вещей, передавать мысли через пейзаж, видеть большое в малом».
Упомянутое вами «смягчение острых углов» в глазах китайской аудитории – не слабость, а напротив,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высокая мудрость и искус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оспитанная на труде Сыма Гуана «Цзы чжи тун цзянь», китайская публика отлично знакома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етафорикой. Когда Алимов затрагивает в своих эссе деликатные или сложные т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он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ибегает к сухим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 формулировкам, а использует образы: неторопливость чайной церемонии («Пиала, вмещающая мир»), лёгкость девушек-сборщиц чая, медлительность паломников – и через них выражает восхищение «терпением, ожиданием и доверием».
Такие приёмы, по мнению китай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означают «романтику без лишних слов» – э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избежать назидательности и наполняе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м теплом. Чётко ощущается, что вместо пропаганды таджик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 ведёт душевный разговор. Китайский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 «игла в вате, побеждать жёсткое мягким» как нельзя лучше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 жанровый гибрид автора, который высоко ценят китайски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
В эссе «Таджикская невеста» жизнь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Китае показана через картины китайского художника Цзинь Шаньи, а в «Корнях под песком» образ евфратского тополя Такла-Макана служит метафорой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артерий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Такое двустороннее зеркальн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вызывает у китай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неподдельный интерес.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аудитория, особенно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отличается высокой степенью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 она устала от монотонности грандиозных нарративов и хочет увидеть, как мир понимает Китай. Тонкость наблюдений господина Алимова – например, его внимание к «четырём маленьким радостям» на музейных фигурках, которые ковыряют в носу и чешут спину, и его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осмысление этого – почт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олевая работа. Это заставляет китай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себя просветлёнными и тронутыми: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детали нашей обыденной жизни получают новое дыхание в глазах мудрого соседа.
Рашид Кудбиддинович пишет очень сдержанно, никогда не высказывается громко, но позволяет фактам и образам говорить самим за себя. О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тишине чайного домика в «Иероглифе тишины», написал о Пекинской Олимпиаде после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в «Когда дрогнула земля», используя минималистичные контуры и глубокую недосказанность. Эти приёмы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вкус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аудитории в эпоху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перенасыщения. Молодое поколение устало от сенсационности и избыточности, оно ценит глубинный смысл эссе «под айсбергом».
Надо отдать должное: китайские читатели обладают древнейшей в мире традицией прозаическ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и тончайшим политико-эстетическим восприятием. Они не только способны оценить гибридный жанр автора, но и будут восхищаться тем, насколько точно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автор уловил духовную суть кита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В эссе много отсылок к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истории, быту. Какую фразу или образ из книги вам захотелось бы подарить китайцам со словами: «Посмотрите на себя его глазами, вы этого о себе не знали»?
– Когда я, как рецензент, прочитала всю книгу,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моё сердце дрогнуло при упоминании популярного жареного мучного изделия – ютяо – в статье «Пирожок ютяо».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эта аллюзия – почти мышечная память: все мы знаем, что ютяо связаны с канцлером династии Сун Цинь Хуэем, знаем, что это народная неприязнь к предателям, но мы давно привыкли макать их в соевое молоко на завтрак и глотать, не задумываясь. Однак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господина Алимова заставила меня, китаянку, испытать странный шок. Он предлагает совершенно внешний взгляд – с чувством ритуала и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
Разница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для китайцев это просто еда, а в понимании дипломата – «акт народного суда». В глазах китайцев ютяо – часть завтрака и быта; по словам Алимова, это «ежедневный маленький акт народного суда, который длится уже восемьсот лет». Он пишет: «Съесть предателей оказалось безопаснее, чем назвать их вслух. Это была не просто еда – это был ритуал. Молчаливый, повторяющийся, почти незаметный».
Когда китайцы смотрят на свою историю, они привыкли видеть великих личностей: Юэ Фэй – герой-генерал, Цинь Хуэй – предатель-канцлер. Тако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оценка. Но дипломат Алимов инстинктивно обращает внимание на «пробелы в системе» и «ограничение власти». Он остроумно подмечает: «Народ не мог восстать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о и забыть клевету 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 тоже был не в силах. Китайская мудрость нашла выход там, где слово было опасно, а прямой жест – невозможен», включ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уждения в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рацион. Эта трактовка выходит за рамк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о верности 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е и поднимается на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ую высоту – как народная мудр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ит абсолютной власти.
Особенно поразила меня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дипломата к «формальн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Автор описал статуи Цинь Хуэя, стоящего на коленях у гробницы Юэ Фэя: «В народ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каждый входящий выражает им своё молчаливое презрение – жестом, лишённым слов, но наполненным смыслом, – своего рода символическое осуждение, сохранившееся сквозь века». Для китайцев эти статуи давно стали обыденностью – они считают, что так и должно быть. Однако Алимов,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погружённы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нормы, увидел в этой «физической, постоянной форме наказания» уникальную для Востока моральную силу, превосходящую закон. Он не стал оценивать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и недостатки, а проникся почти благоговейным трепетом: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 этой стране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амять можно «отковать из железа» и «укоренить в земле».
Эпизод с ютяо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разницу: китайцы, глядя на жареные полоски теста, видят историю, а Алимов – структуру. Он применил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анализу договоров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и, чтобы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жареную полоску теста, и пришёл к поразительному выводу: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благодаря хроникам и храмам, но и благодаря тем незаметным повседневным проявлениям бунтарства, которые таятся на кухне и на кончике языка. Такой взгляд крайне трудно обрести китайскому писателю,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выросли в этой среде и уже не чувствуем запаха пороха в жареных полосках теста. А Алимов, будучи сторонним наблюдателем, сквозь восьмисотлетний пар от сковороды точно уловил ту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ую ценность, которая скрыта в атмосфере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и олицетворяет китайск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 Билингвальное издание – это всегда «диалог языков». Что меняется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книги, когда читатель видит русский и китайский тексты не по отдельности, а рядом, на одном развороте?
– Этот вопрос затрагивает самую суть издатель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локнота». Как рецензент, могу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заявить: когда сборник представлен в виде двуязычного сравнения на одном развороте, это уже не просто книга, а миниатюрное пол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диалога. Читательский опыт кардинально меняется – от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к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у взгляду и блужданию в смыслов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Этот языковой параллелизм способен вызвать три глубоких когнитивных сдвига.
Первое: от «прочтения содержания» к «прочтению дистанции» – восприятие текстуры и температуры языка. При чтении на одном языке язык подобен прозрачному стеклу, и читатель видит только пейзаж (то е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за окном. Но при двуязычном сравнении сам язык становится стеной, обладающей толщиной и фактурой. Когда китайские читатели видят гладкий перевод, а затем смотрят на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русский текст, они внезапно осознают, что эт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лные восточного дзена, построены на кириллице с логикой сложных русских конструкций. Такое «визуальное ощущение чуждости» вызывает у них удивительное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 они невольно задумываются, как господин Алимов сумел втиснуть в строгую русск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подлежащее – сказуемое – дополнение» восточную идею «Дао, которое может быть выражено словами, не есть постоянное дао». Аналогично,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е читатели, наблюдая за аккуратным расположением иероглифов, ощущают визуальную упорядоченность, пришедшую с Востока. Суть в том, что читатель уже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 что сказал автор», а испытывает любопытство: «как автор осмыслил эту восточную концепцию, используя другой язык?» Книг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сязаемым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искусства перевода.
Второе: от линейного чтения 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му блужданию – чередование ритма и дыхания. Главное очарование двуязычной книги – она разрушает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ую линейность «слева направо, сверху вниз». Читатель волен выбирать: сначала прочитать русский текст, ощутить его сдержанный, созерцательный тон, пронизанный традициями таджикской и русской лирики; затем – китай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пр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восточную лаконичность, котора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ещё выразительнее благодаря принципу «невысказанное –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мое». Что ещё интереснее – читатель будет часто переключаться между текстами: увидев метафору, он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к оригиналу, чтобы проверить, есть ли там тот же образ; прочитав глубокую мысль, он сравнивает стратегии двух языков. Такие прыжки – уже не чтение, а хождение по двум дворцам мышления. Скорость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 замедляется, и эта «неторопливость» – та сам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чайных домов, которую Алимов подчёркивал в «Иероглифе тишины»: хороший диалог ведётся не в спешке, а между пустотой и пристальным взглядом.
Третье: от получения информации к участию в переводе – читатели становятся соавторами смысла. Это самое захватывающе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изменение. В одноязычной версии читатель – пассивная аудитория; в двуязычной ему фактически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оль рецензента или сопереводчика. Когда китайский читатель видит изыскан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а (например, разбивку сложных русских длинны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на китайские четырёхсимвольные афоризмы и короткие фразы), он понимает изобретатель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Когда он замечает, что некоторые уникаль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или персидского оттенка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ерефразировать, он осознаёт, что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е между культурам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вает полностью 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м – но можно стараться быть как можно ближе. Такой опыт помогает читателю проникнуться глубоким уважением к двум профессиям – дипломата 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Он поймёт, что «поиск точек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при сохранении различий», столь важный для Алимова,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концеп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о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кажд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живущего между двух языков.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нига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из рассказа о том,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ец видит Китай, в живой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фильм о том, как два великих языка пожимают друг другу руки, обнимаются и даже иногда спорят на бумаге. Закрывая книгу, читатель уносит не только знания о Китае, но и личное ощущение сложности и ценности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двуязычное издание – успешн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 на микроуровне идеи «взаимного обогаще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которую всю жизнь отстаивает господин Алимов.
– Вы работали с текстом о Китае, написанным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дипломатом. Отличается ли взгляд автора от привычн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свою страну и как это отразилось на переводе?
– Как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му переводчику мне доводилось работать с большим количеством текстов о Китае, написанных иностранцами. Уникаль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локнота» Рашида Алимова в том, чт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зарубежных дипломатов, чь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остаются взглядом со стороны, или от немногих китаистов, чьи труды носят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господин Алимов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к категории «взгляд друга, соседа 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 Существует три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расхождения между этим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ем и «внутренним» китайским взглядом, которые глубоко повлияли на стратегию перевода.
Во-первых, переход от легитимного нарратива к симбиотической эстетике.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обычно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логик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еизбежности»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Алимов ж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оказать эстетиче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грандиоз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алий. Говоря о борьбе с бедностью, он не комментирует программ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а размышляет о «восхождении по восьми тысячам каменных ступеней»; рассказывая о реформах, он ссылается не на показатели ВВП, а на то, как платаны, посаженные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парке Житань, создают тень для горожан. Поэтому в переводе пришлось отойти от инер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иторики и заменять абстрактные понятия врод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азвития» на «изумрудные ветви» и «глубину корневой системы».
Во-вторых, смещение координат с временной вертикали н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ую горизонталь. Китайцы привыкли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 себя в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змерении – пятитысячелетня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толетне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и т. п. Система отсчёта Алимова горизонтальна и географична: он сравнивает абрикосовую арку Цюйфу с абрикосовым раем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а Лэшаньского Будду – со Спящим Буддой из Аджина-Теппа. Суть перевода – не в простой аналогии «Китай похож на…», а в сохранении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позволить двум явлениям равно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без причинно-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связи. Это само по себе становится упражнением на гибк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я.
В-третьих, смещение акцента с магистраль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на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е детал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о на ключевых городах, баз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основных ценностях; Алимов же фокусируется на мерцании граней – статуе «Четыре маленькие радости» в Фучжоу, старике, занимающемся водной каллиграфией по ночам в Циндао. Это самая больш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слож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а: китайские читатели инстинктивно могут отвергнуть «ковыряние в носу и ушах» как нечто низменное и переводчик должен помочь им совершить эстетическую сублимацию с помощью точных выражений.
Рашид Кудбиддинович не пытался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 Китай как китаец и 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ялся взглядом иностранца, а предпочёл позицию соседа – на почтительном расстоянии, но в сострадательной близости. Перевод должен был не только дать китайским читателям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что «этот иностранец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нимает нас», но и сохранить «странноватый, поэтичный и слегка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й акцент». Идеаль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 когда китайские читатели, читая по-китайски, смутно слышат ритм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ощущают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его чут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этому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му балансу. В этом 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главная ценность двуязычного издания.
–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ами часто меняет самого редактора. Что в вашем восприятии Китая и его культуры изменилось или углубилось после работы над этой книгой?
– Этот вопрос касается самой сокровенной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амой ценной стороны работы переводчика-редактора. Я занимаюсь переводами и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ем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х текстов уже более двадцати лет, проверила бесчислен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о Китае, но книга Алимова –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после работы с которой м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закрывать ноутбук, подходить к окну и долго молча сидеть. Её влияние на меня не был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 ведь я и так глубоко знаю Китай, – а скорее проникающим: подобно чаю в чайниках, описанном в «Иероглифе тишины», оно медленно просачивалось в самую суть.
До работы над книгой я считала, что сила Китая – в высотных зданиях и ракетах; после – глубоко осознала, что она кроется в «исходном коде»: в тех повседневных ритуалах, которые почти незаметны,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рождающихся на кончике языка, в случайных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х стариков и детей. Эта культурная жизненная сила потрясла меня сильнее любых грандиоз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еклараций.
После работы над книгой я начала по-новому осмысливать профессию дипломата. Раньше я восхищалась искусством дипломатии; теперь – ещё больше его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расшифровать код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обеседника в каждом приёме пищи, в каждой чашке чая, в каждом взгляде, в каждой паузе. Алимов превратил «дипломатию» из холодного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го в тёплый глагол: дипломатия – это умение в повседневных встречах закладывать основы доверия на будущее.
Автор не сообщил мне никаких «новых фактов» о Китае – я и так всё знала. Но он научил меня новому способу восприятия: смотреть на привычные вещи с уважением, терпением и сочувствием, выходящим за пределы лич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 смотреть на то, что я считала уже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нятым.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я перевожу тексты о Китае, в моих ушах звучит мягкий голос господина Алимова – с лёгким таджикским акцентом; он напоминает мне: не переводите лишь слова и фразы, переводите теплоту; не передавайте лишь информацию, передавайте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ость. Именно это стало самым глубоким и необратимым изменением, произошедшим во мне после работы над этой книгой.
– Автор провёл в Китае десять лет, но книга конечна. Какой сюжет, место или пласт китайской жизни, на ваш взгляд, остался за кадром – и о чём вам, возможн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расспросить автора лично?
– Автор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упоминал о силе языка в своих книгах, но, будучи дипломатом, владеющим таджикским, русским и английским, он никогда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не был носителем китайского.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задать ему вопрос: «Когда вы общаетесь с обычными китайцами – не с переводчиками, чиновниками или учёными, а, скажем, торгуетесь на рынке, сидите рядом с пожилыми людьми в парке или едете поздно вечером в такси, – наступает ли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вы чувствуете, что язык совершенно бесполезен? Но вы с собеседником оба смеётесь или молчите, и это молчание передаёт чувства точнее любого перевода? Что это за “запах” или “тон”? Какого он цвета и температуры?» Этот вопрос проистекает из «Иероглифа тишины», где отмечено, что «тишина – это форма понимания». Мне интересно, сталкивался ли он с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ным, чисто чувственным китайским опыт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переводимую эмоцию, запах и тон, недоступные никакому переводу.
– Если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окнот» прочитают через 100 лет – что в нём окажется самым ценны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м о Китае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и о том, каким его видел просвещённый иностранец?
– Его наиболее неоценимая ценность – в том, что это микроистория о том,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ая душа медленно пускает корни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чве. Он даёт потомкам три когнитивных слоя, которые не может заменить ни один местный источник.
Во-первых, это незападноцентричный образец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Самая большая проблема глоб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после середины XXI века – преодоление дихотомии между западноцентричным и китаецентричным подходами. Взгляд Алимова предлагает крайне редкую третью координату: дипломат, вышедший из древне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лучивший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ропитанный исламскими и персидскими традициями, измеряет Китай своими культурными мерками. Через сто лет читатели обнаружат, что Алимов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давался вопросом «как Китай догнал Запад?» или «заменяет ли Китай Запад?». Его интересует иное: «Как эта обшир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может най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способ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баланса, отличный от западной логики сдержек и противовесов, сохраняя при этом целостность своих корней?»
Во-вторых,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окнот» – это микропортрет простых китайцев. Через сто лет учебники истории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зафиксирую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Китая,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и урбанизацию. Но это лишь скелет. Алимов запечатлел «плоть и кровь», «тепло тела». Пожилой мужчина, которого он описал в «Однажды в полёте», с почти религиозным чувством ест хлеб на высоте 10 000 метров; фигурки XVII века из «Четырёх маленьких радостей» – ковыряющие в носу и ухе, почесывающие спину и ступни – превращены им в философию самоисцеления; сцена в «Иероглифе тишины» – чайный домик в глубине пекинской суеты, «где время не подгоняет», молодые люди с компьютерами и телефонами неосознанно понижают голос и замедляют движения. Это 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е окаменелости, которых нет ни в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архивах, ни в статистике, ни в газетах.
В-третьих, это переводимое тепло – самый уникальный вклад Алимов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автора. Он не только показал, что такое Китай, но 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 как объяснить Китай миру и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н не превратил Китай в чужеродное, непостижимое чудо и не свёл его к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м ценностям, а нашёл резонансную частоту между разными цивилизациями.
– Что пожелаете будущим читателям перед их встречей с этой книгой?
– Когда вы открываете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окнот», вы можете ожидать, что дипломат расскажет о важ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елах, а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 об экзотических чудесах. Но позвольте мне, как рецензенту, мягко напомнить: не торопитесь. Подобно господину Алимову, налейте себе чашку чая, наполненную на семь десятых, прежде чем начать чтен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а книга стремится не поразить, а проникнуть. Она даёт не ответы, 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 ней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 о том, 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в Китае, а о том, как мудрый таджик позволил Китаю случиться с ним самим.
Если хотите, пусть эта книга станет началом вашего знакомства с «другим Китаем» – Китаем в глазах дружелюбного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друга. Там величие уступает место утончённости, скорость – терпению, а аргументация – пониманию. Пусть чтение этой книги будет подобно чашечке хорошего чая: не торопясь, не суетясь, не жадничая, просто ощутите его тепло и сладость.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окнот» Рашида Алимова выходит на двух языках: интервью с редактором Ян Бо